中产阶层曾是老牌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,但近些年形势却发生了逆转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,收入两级化不断加剧,以及社会不平衡性的增强,全球中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,不断攀升的失业率,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面临坍塌危险,橄榄型社会有向“M型社会”演变的倾向。可以说,中产阶层的发展成熟,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程度,大国崛起必须依赖于新兴中产阶层崛起。
当前,我国中产规模到底有多大并无特别权威数据,不同研究机构有不同说法,且衡量中产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。2010年亚洲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》的报告,称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为8.17亿。该报告采用的指标为每天消费2~20美元的人群,亚行把这部分中产阶层又划分为“底层”、“中层”和“高层”三类。报告认为中国有3.03亿人属于底层中产阶层,另外5亿人属于中、高层的中产阶层。而中国社科院报告曾指出,中国中产规模比例为23%左右,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。
中产阶层可以托起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消费市场。十八大曾提出,要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,创造64万亿元购买力的目标。然而,从目前情况看,居民投资渠道狭窄,股票市场长期低迷导致财富缩水,也大大压低了中产的消费能力,挤占了人力资本的未来投资。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甚至透支了三代人的财富,很大程度上房产已起到了第三次财富分配的作用,加速财富分配分化。因此,新一轮改革必须为新兴中产的崛起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。
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层壮大的前提条件。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,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,以创业带动财富创造。
全面落实十八大三中全会议题,尽快出台国民收分配制度改革,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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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。
对住房市场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,可借鉴新加坡为“储蓄保险型”住房保障模式,以政府强制储蓄,建立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。尽快启动住房市场“双轨制”,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,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。同时,相应的土地政策、财税政策、保障政策、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确的划分与定位,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。
除了物质财富之外,壮大“中产”的基础是人力资本,国家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,加大公共教育投入,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改革,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,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,挖掘中产阶层更大的发展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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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王玉秋